戴锦华 | 女性解放绝不可能由女性独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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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编者按：
今日我们重新发布「山一说：女性与电影」论坛实录，由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策展人兼联合创始人李沫筱担任主持，知名学者、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戴锦华担任嘉宾，围绕“行进中的赛博时代，影像还有多少可能”（The Possibilities of Moving Image in the Cyber Age）这一主题进行。2021「山一说：女性与电影」活动现场
山一说
行进中的赛博时代
影像还有多少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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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回顾
讲座其二📎戴锦华：女性导演在国际影展“全面胜利”的背后，是主流电影行业正遭遇严重危机
主持人：
我觉得这其实又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我们在聊赛博格、聊哈拉维的理论，她去用一个女性主义的角度解读她对赛博格的理解时，她是在反对一种界限、反对一种归纳、反对一种定义、反对一种本质主义。
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再追问一个问题。因为戴老师在各种场合都表达过她对性别议题的关注，包括我们刚才所有的讨论，其实她都在用一种精确的、从性别出发的角度去展开回答我们今天每一个复杂的问题。之前她曾经说过在聊性别问题的时候，提出一个观点是我们要尊重差异。
那当我们把女性作为视角的时候，把女性作为一个试点，一个出发点去聊各种问题，各种社会性的问题，各种世界性的问题，您觉得它的价值究竟在哪里？
戴锦华：
我自己一直坚持一个表达——“女性主义”不是“女人主义”。女性主义从来都不是女人主义，女性主义当然是关于女性的，也就是女人的，但是女性主义最多的被质疑、被诟病的地方就在于，人类的一半包含了巨大的差异和覆盖着人类所有的问题。那么对于我来说，我强调“女性主义”不是“女人主义”，一方面我拒绝把女性议题，或者女性主义议题限定在女性、女性生命与女性身体上，而且其实这个女性生命和女性身体又是被切割的。
比如说我们不觉得我面临的学术问题，学院问题是女性问题，大家只会认为我面临的婚姻问题、情感问题、家庭关系问题会是女性问题。
我不久前在一个国际的场合当中做了一回女性主义者，原因是在于，一个似乎非常有教养的美国男人，他站起来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在座的女性都是成功女性，你们在社会上都很成功，但是同时你们又做母亲又做妻子，你们有着双重角色，那么请你们谈谈你们怎么处理这种双重角色的？
随后话筒递给我了，我就说：这位先生我可以冒犯地问你，你结婚了吗？他说自己结婚了，有两个女儿。后来我就说，我其实很想听你谈谈怎么作为一个成功男性去处理自己是如何做丈夫、做父亲的。
我当然有一点是故意这样说的，因为男性（价值观里认可）叫“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叫“三过家门而不入”。他如果不是好爸爸，不是好父亲，更增加他的“高度”。
其实有很多女性一样可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也可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但是很有意思的是，当时我是阅读了大量中国妇女的封面人物（文章），我发现这些女性中有伟大的科学家、著名的医生、著名的学者、著名的农业专家，每个女人都表达了我好惭愧——我对不起我的家庭、我对不起我的孩子、我对不起我的丈夫、我不是一个（好妈妈）...我当时对照了一下男性模范，没有男性表达过自责。他们会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我感谢我的孩子，而不是我对不起她，我错了。
双重标准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不单纯是一个性别人。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经验都不是一个单纯的性别经验，即使你作为全职家庭主妇，你的身份和经验也不仅仅是作为母亲、作为妻子这样的生命经验。因为今天的教育是社会性的，今天的家庭生活是社会性的，今天的生产和消费同样是社会性的。
所以回到刚才的这个命题当中，我说“女性主义不是女人主义”，我首先反对的是将女性的生命经验切割为一些具体的、私人化的、身体性的、生物性的经验。
其次我认为女性主义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意义是女性的生命经验，和从女性的角度去看世界，它是提供给我们一种视点的。女性不是一种被限定的生命经验，女性是一个不同的位置，是一种视点的可能。
我们经由这个视点，会看到从男性的视点出发，从有史以来文明的视点出发，赫然放在那里却不被看到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说“历史”这个词英文字的翻译，history就是his story，他的故事，不是her story。我觉得女性的视点让我们有机会去讲出历史的her story或者her voice。我自己非常喜欢一本女性主义的著作，好像在美国学院这本著作并不时髦，但是在全球的女性读者当中非常受欢迎，叫《圣杯与剑》（作者：理安·艾斯勒 Riane Eisler）。
《圣杯与剑》（作者：理安·艾斯勒 Riane Eisler）
如果大家曾经被《达芬奇密码》的时髦席卷过，坦率地说我很蔑视这本书，也很蔑视同名电影，有点开玩笑的说，《达芬奇密码》这本书所借用的其实不外乎是西方基督教研究当中内部的，对于圣杯这个母题的一个历史追溯和文化解读。但是《圣杯与剑》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于她完全使用的是男性的人类学家、男性的史前文明、男性的美术史学家处理过的材料，她并没有发现新的材料，而是在他们处理过的材料当中，用女性的视点和性别的视点去重新观察，因此她在这本书当中向我们揭示了史前文明，是欧洲史前文明的一种完全不同的面目和解读。
比如她发现和我们所理解的，文明越来越进步，人类越来越自我提升的线索不同，在几万年前，早期文明的遗迹都发生在平原与河岸，越接近我们的文字文明，人类的遗址越像山谷峭壁这样不适合于人类生存的地方转移。同时考察生活空间的分布以及地质化石层的堆积，得出了一个别人认为并不严格，也没有被严格的学术所证明的结论——在母系氏族社会的时候，文明发展的程度并不低于此后的父权社会，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战争，所以人们生活在平原地带，人们彼此相邻。随着母权社会向父权制的转移，人们开始争夺、战争，这时候开始出现了男神，而男神是举着剑的，是带着雷霆的，是带着惩罚和暴力的，而人类的生存点就开始向不适合于人类生存，但是容易防守的地方转移。
而这个时候我们的物质财富不再那么丰裕，开始出现分配不公。这只是一个例子，也许并不足以为训的例子，因为她在学术上并没有说改写了人类文明史，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观察视点，是一个有趣且不一样的故事，是一个让我们会去用不同的方法去想象人类进步和文明的发展，去想象我们的现实和我们去想象未来的方式，是不是一定要通过竞争？是不是一定要优胜劣汰？是不是一定要在内卷当中把自己卷死？同时把别人踢出去，才能够获得我们生命的空间？有没有一种更平等更共存的模式，一个自己活也让他人活的世界，或者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个少一点财富，但也少一点贫困的世界？我们能不能想象一个少一点消费，多一点快乐的世界？
我认为女性也许可以成为一种视点，也许可以成为一种启示，也许可以成为一个文明的编码。因为大家会发现，我们看电影，看到女性形象的时候，其实并不是每一次，甚至多数时候女性的形象都并不一定关于女人，至少不止关于女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机械姬“是一个女性的形象，同时也是对现代科技的恐惧、对文明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
那么当我们看到一个男性形象的时候，他不是明确指向男人，他可能指向权威、指向理性、指向成功、指向正确，或者指向顶天立地、父爱如山、有背负的这样一种东西，其实它是一组文明的编码形态。
所以女性，女性的电影，女性与电影是在于我们期待它能够成为一个不一样的视点，能够提供一个不一样的方法去拓展我们的世界。
我一直说我承认女性主义对于我来说带有极大的乌托邦性质，为什么它是乌托邦？因为对我来说，女性主义的意义在于解放，解放绝不只是关于女性的解放——因为只有女性解放，男性才能获得解放。压迫者同时被他们创造的压迫体制所压迫，压迫者同时也是一个被他们的体制所勒索的对象，而且没有宽恕空间。
所以我真的认为就是，一种平等的、尊重个体差异的状态才是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的目的与目标，才是它的意义所在。所以女性电影也不过是我的这样的一个，我知道也许不切实际，但是我坚持的这样的一个观念的有效组成部分，因为电影是迷人的，电影是有利的。
看《好好拍电影》，许鞍华导演传记片的结尾的地方，我特别感动。我一生结识过很多女性名人，也结识过很多的电影导演，但是只有许鞍华导演这样的终其一生都如此本色，从来没有端着过一次，没有一次她是端着的。
但是她到最后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出来，她说，一个拍电影的人也许该记得，记住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拍电影，而当你能够拍电影的时候，这是我加了我的话，她的原话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拍电影，而电影确实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力量。”
那么加上我的话，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拍电影，当我们有机会拍电影的时候，请你记住你在参与改变这个世界，我们究竟想着这个世界变成什么样子？我们有没有至少在自己心里梦想一个更合理的世界，一个更美好的世界，一个让多数人都能够快乐的生存，而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世界呢？
说远了，谢谢。
主持人：
我觉得戴老师刚才对最后一个问题的发言，也完美的成为了我们今天这场论坛的结尾。
刚才听戴老师说的这一番话，我也非常有感触。戴老师用了一个非常鲜活的对于人类史研究的一个例子来去证明，到底我们从女性的视角、女性的视点去反观历史趋势的时候，去反观这个世界的时候，它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怎样新的想象？这种新的想象可能就是一种对于未知的、未来的美好的畅想吧。我也相信滴水穿石积小成多，量变产生质变的可能。
所以电影如果成为了一种改变世界的手段，改变世界的一个小小的媒介，那么就请大家相信它吧。当然比电影大的还有很多，有生命、有生活，还有更大的更广阔的，更多的一些内容。但是我觉得今天大家坐在这里，我们成为了女性与电影这个主题下的听者、听众和参与者，我相信就一定会有一些东西在萌芽。那么未来什么时候会发芽，我觉得就静静的等待。
接下来的时间就留给现场的观众。
观众提问：
戴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的精彩分享。我自己会对女性电影有一个比较自己比较迷茫的点，比如说你前面有提到男女的对立和反本质主义，之后又讲到比如说女性电影，因为我本身也是做电影公司的，现在正在做一个电影，是由女性导演来拍摄，但拍摄的是一个黑帮片的题材，讲的是一个男性的、社会群体的故事。当时我们看中这个项目的其中一个点，其实是关于因为是从女性导演的视角来拍摄，它其实和男性视角来拍摄一个同样的片子是不一样的，女性导演可能会情感更加的细腻，更加有女性色彩。但是我不确定这一方面，就是经过您的讲解之后，（我说的这些）可能是一个女性导演的优势，也是它的特点，但同时会不会也是一种对于女性创作者的“刻板印象”这样的东西，就觉得女性导演拍这个东西一定是更细腻，或者更加不如男性导演大气这样的一个问题。
戴锦华：
谢谢，我理解这位朋友的问题，有一个刚才我们该说却没说的，因为太基本了就没说。比如大家马上可以质疑——你既然是反本质的主义者，你还谈你是什么女性主义者？既然你已经解构了这种两性的对立，为什么还可以自称是女性主义者？或者说还有什么东西是女性电影，为什么还要提女性电影或者女性与电影，为什么要办一个山一女性电影节？
为什么山一女性电影节弥足珍贵？这个问题其实是特别基本，但是需要被问出来的。我说我的基本的立场是反本质主义的，就是因为个体的千差万别。
我们真的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一些非常阳刚的女性，非常粗线条的女性，非常仗义、非常江湖气的女性。我反正在现实生活中真的遇到过这种，我一见到她就想叫大哥，而且见到她我就有安全感。我也见到过非常有母爱的、非常细腻的男性，甚至他不必是gay。他可以是一个直男，但是特别感性，特别细腻，我觉得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但是之所以我们要强调女性电影，我们要谈女性与电影，要办女性电影节，是因为整体的社会，尤其是电影产业，还是一个在历史结构和历史传统当中被男权主导的存在。
所以要改变这种历史环境，改变这种现实结构，我们才有对女导演的重视，我们才有对女性、对电影产业的女性从业人员的这样的一种同气相求，相互呼应、相互联合、相互支持的这样一种需要。它其实是在两个层面，立场和实践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
回到你的讨论当中，我是觉得如果预先期待着女导演拍一个警匪片，一定会因为是女导演，所以就更感性、更细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在定型化想象。
如果说我们放手让一个女导演去处理一个通常关于男性也是由男性处理的类型片，而不抱任何的先见，我觉得谈不到我们有什么定性化的想象，因为我觉得很可能女导演拍摄的警匪片，如果成功的话可能和男导演拍的没什么差异，因为没有比杜琪峰更男性的男性导演了吧。
《黑社会》导演杜琪峰带领银河团队（26人左右）参加金马奖，左一编剧叶天成，左二剧务罗靖庭
导演杜琪峰的男性警匪片是以情感性打动人的，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同意这一点。他那些最著名的电影都是用非常丰富而且细腻的情感去打动人的，但是我们通常不会特别强调他的细腻和情感性，因为好像无需在一个男导演的作品当中去讨论这些话题。如果这些成为这个男导演的特征的话，我们会觉得“啊，真有才气啊”。反过来我们也别用任何先见去思考一个女导演，我们不必预期她因为身份是女性就一定会有什么特征。
和所有的导演一样，她可能成功可能失败。她如果失败了也不是因为她的性别，而是因为电影资本是一种风投，电影的每一次创作本身都是创造和探索和冒险的过程。所以我大概是从这个角度去说，很高兴你们的公司用女导演去拍片，而且我们有你这样的女性管理者或者制片人。
凯瑟琳·毕格罗《拆弹部队》 The Hurt Locker (2008)剧照
我很开心不是说女导演就要拍家庭情节剧，女导演可以处理任何一种题材。从历史片到类型片，从艺术电影到先锋电影，女导演都可以去处理。那么她们成功与否恐怕取决于很多的复杂因素，当然也取决于这位女导演是不是一个有才气，和一个擅长在现场集体创作的人，在集体工作状态中去协调各部门的人，我觉得大概这是她作为个体需要回答的问题。
不久前在b站的一次访谈当中，我举了一个例子，我在和一个民营制片公司的大老板聊天的时候，他有一点想让我表扬他的样子，当然是我自我感觉良好。他就说：“老师我们最近启动了很多女导演”，我当时就说好，请很多女导演好。他下面一句话就露馅了，他说“因为女导演安全”。
后来我明白他说的“安全”是指两个安全，第一个安全是女导演的预算低，一个中小成本的选题作为资本运作相对安全。只要这个影片不大亏，就可以很容易地回本。
第二个层面是他说“安全”是给女导演一些情节剧，家庭生活喜剧等等这样的东西，也很不容易在审查上遇到问题，这样它的发行也安全，生产也安全，而这种安全的判断本身就是一种性别偏见的事件。因为你同样可以用小成本的、安全的题材去找男导演来创造，为什么你认为男导演更擅长处理大题材，可能引发争议的题材和大成本制作呢？
所以我是觉得可能在这些问题上，女导演能否进入创作本身是关键的。但它并不是全部，女导演可以进入创作，但是只让你拍某一种类型。这当然开个玩笑说，就像外国的导演进入好莱坞的时候，好莱坞一定逼着他拍一堆烂片，就没人肯拍的片。你终于证明你还是有能力的时候他会才让你拍正式的、正经的好莱坞电影，好像我们也经常是用类似的态度去对待电影行业中的女性导演，那么当然就不能一直等待下去了。
女性的成就和女性导演的位置是要用自己的艺术成就去证明的。
观众提问：
戴老师您好，您刚才在讲的过程中提及了一个性别产生的问题。性别产生是一开始用性征去区别男女，这是一个随机的产物是吧？那么这个随机的后果影响到了现在，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实践中，或者说是在影像的实践中，您对于这种纠偏或者应对这种随机的后果，有没有什么指导性的建议？
戴锦华：
我理解你的问题，你说我们出生为一个男性和女性是一个随机性的事件，是一个各种各样的生物过程的结果，非常偶然，但是偶然的两性差异后来被形成的一套“文明的规范”，一套“文化的结构和秩序”所统治，对吧？简单的说就是男尊女卑，那么你的问题是说我们今天能够为改变这种文化，或者这种规定和压迫做点什么，是不是？你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根本问题了，就是我们有没有可能实现男女平等？我们有没有可能打碎男尊女卑？
我要说，终有一天会做到的。
我确实认为我们可能终有一天会做到，但是我们是不是能够消除在其他的差异上所形成的不平等，那才是一个更关键的追问。
所谓的男女平等可能是某一个阶层的男女平等，可能是某一个种族内部的男女平等，那么我们比如说和其他种族之间，和其他阶级之间，对待其他地球上的生命，我们有没有一个平等的诉求，那是另外一个更大的问题。
那么怎么能够改变？就像其实我们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到，比如大家可能就会问我说，你作为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或者说的严肃一点，Scholar，一个学者，在学院体制当中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你怎么去处理？
说出来都是泪，对吧？
谁也不能回避，我记得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和我的朋友孟悦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我可以骄傲地说大概是中国第一本女性主义的文学研究著作，也是最早的女性主义的学术性的著作，这点我真的只是陈述一个事实。但是很好玩的是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还不到30岁，我就特别骄傲，然后自己买了一大堆，逢人就送，年轻不懂事，然后见了人就给，男同事很勉强的勉为其难的就收下了，没说什么。
第一次打击来自我的女同事，我的女同事拿到这本书以后翻了翻，然后发表评论说：“戴锦华你真让我失望”。我就傻了，你说我就不到30岁，我出本书我挺了不起的了，怎么就让她失望了？
她说：“我原来一直以为你是可以在人类的高度去处理问题的，我没有想到你居然也要在女性的角度上去谈问题”，她觉得我让她失望了。当时我的回答就是，“真的对不起，我无法超越我的皮囊”。
《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 作者: 孟悦 / 戴锦华
同样的回答，因为当我们不能超越我们的肉身的时候，当我们的肉身，我们的生理差异是所有的这些结构、统治、逻辑的基础的时候，我们其实无法逃避不平等的结构。
比如说我们是两个男人，在今天这种竞争的文化逻辑当中，在这种他人即地狱的文化逻辑当中，我们也会用光彩和不光彩的手段去竞争。
但是比如说我是女人，他是男人的时候，他就获得了天然的武器去与我竞争，去伤害我、去污蔑我，去贬低我，去用这个不是竞争规则之内的手段去与我竞争。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我们必然要面对的，是我们无法回避的。
那么怎么去改变？怎么去解决？非常简单，坚持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下去，把它做好，是最有力的回答。女导演很难进入到电影产业当中，可一旦你进入的时候，就全力以赴地去做好每一部电影，用你的作品去回答、去说话，不用特别地证明你是女性，也不要特别地去证明你不是女性，因为你就是女性。
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是法国著名女性学者克里斯蒂娃，她在文革期间访问过中国，非常走马观花地看了一眼中国之后，回去写了一本书叫《关于中国妇女》，我们中文的翻译就叫《中国妇女》。她在走马观花的观察中有很多错误，其中有一个比喻很有趣，她说她在中国访问的时候，第一次听说了有一个中国女英雄叫花木兰，她第一次听说这个中国女英雄建功立业是化妆成男人了，所以她就创造了一个字叫现代女性的“花木兰境遇”。
当我们成为一个社会的人的时候，我们都被迫进入一个传统的男性的场域，这是一个男性制作规则，并且执行规则的产物。某种意义上说我们都被迫接受这些规则，因为没有谁能够在规则之外生存，然后我们也在某种意义上自觉不自觉地“化妆”成一个男人。
马丁·麦克唐纳《三块广告牌》
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 (2017)
但是如果说这样的一种结构让我们无法逃离的话，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必须自觉做到——不能无保留地把所有这些“规则意味的成功”，视为我们自己的成功，我们也不能把这个规则当中所有的“列出来的失败”，视为我们的失败。
我们要在被迫屈服于这个规则，对这个规则妥协的过程当中去改变它，去创造、去松动一些新的可能性。而同时我想说，只有我们自己完成的工作能够证明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人的审判与宣告，也不是一个完全的，百分之百的把我们修剪成外在的那样的一个规范的过程，才能够证明我们自己。
但是同时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眼泪、会有伤痛、会有伤害，会有痛不欲生、万念俱灰的时刻，但是只要你坚持做下去，你自己的意义只能由你自己来证明。它不是经由你哭喊，你自我伤害，你自我毁灭，如果要这样去表达你的反抗的话，其实你的反抗只是证明了压迫力量的绝对和有效。
大概这是我的回答。
观众提问：
戴老师你好，特别荣幸，兴奋无可名状。我一直相信这么一句话，就是伍尔夫说过一句话，他说，伟大的灵魂都是雌雄同体的。然后您刚刚一直有谈到这种差异，从您刚刚的话语中您讲到有阳刚的女性，也有温柔的男生，似乎是去推进这种男女平等，好像有消除差异的趋势，但是我听您之前的一些访谈中，您又讲到女性主义的本质就是尊重差异化。我有一点困惑，这之间有没有什么就是矛盾，或者我们要如何取舍？并且我从这个问题上先又引申出一个问题，就是作为青年电影人，尤其是男性从业者，如何能拍好而两性视角兼备的电影，或者说如何去拍好有女性视角的电影？因为我觉得女性主义运动中男性肯定肯定是不能缺席，并且要去完成好他们的角色。
戴锦华：
谢谢这位朋友，第一个问题特别好回答，并不是我所说的“消灭差异”是指消灭这种定型化的、对两性的这种差异的描述，我所说的尊重差异就是尊重每一个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差异，尤其是尊重那些少数，因为多数男性可能就是比较阳刚，比较力量型的，然后比如说感情上有点愚钝，但是如果有一个细腻的男性，一个感受性的男性，他更应该受到尊重，他更应该受到接受，所以第一个问题好回答。
第二个问题先打击你一下，妇女解放绝对不可能由女性独自完成，完全同意。但是妇女的议题不需要男性光临指导。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共同去完成这件事，因为这是一个女性解放自己的过程。
如果一个男性不必须成为阳刚的、成功的、赋予承担的角色，我觉得大多数男性会更快乐。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在这样一个我们都争取我们更快乐的生活的前提下，当然是两性同行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我觉得我们也不必期待男性导演拍出女性视点的电影，就像我们不必期待女导演拍出男性视点的电影一样。我只是觉得男性的导演在他们拍摄电影的时候，如果他们抱有起码的平常心和同理心，他们至少不会拍出一些充满偏见的电影。
比如说到今天我们看《末路狂花》，这部男导演的电影，你显然可以看出男性的限定，对吧？因为如果这是一个男主角的公路片，他一定是一个迷人的、张扬的、不羁的、强盗的故事。而当这个故事是两个女强盗的时候，她们多少在这个电影当中会有点愚蠢。她们是有获救的机会，但是因为她们不够聪明，不够理性而没有能够抓住。
雷德利·斯科特《末路狂花》Thelma & Louise (1991)
但是尽管如此我非常感动，每次看的时候都会感动，导演以及整个男性的摄制群体，他们坚持到最后时候，不要看见那辆冲下悬崖的汽车坠落，他们一定要把画面定格在这辆冲向悬崖的车在蓝天白云之间的那个时刻。
每次看到这的时候我都会感动，因为这既是对男性的暴力，在性侵、在性骚扰、在污名化、在父权的压迫之下，走投无路，铤而走险的这些女人，他不仅是表达了对她们的同情，他也是表达了对所有这些被压迫然后走投无路的人的同情。
所以不光是一个性别立场的表达，也是他的社会立场的表达，让我第一次觉得我曾经因为《银翼杀手》而爱这位导演，那么我会因为《末路狂花》更爱他，因为他保持了一个艺术家起码的社会良知。
《银翼杀手》片场，导演雷德利·斯科特现场教学
乔安娜·卡西迪该怎样揪住哈里森·福特
我觉得如果我们男性的导演能够保持这样的社会良知，让他们在女性形象的塑造的时候，同时有一个对偏见的自觉，而不是一个伪善的PC，是一个真正的用自己的社会良知去体验女性的生命、女性的遭遇，我觉得就足够了，我们的电影文化，我们性别文化都会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谢谢这位朋友。
主持人：
我们今天的论坛活动就在这里结束，然后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方所这个场合，听戴老师今天的大师课。
感谢一直给我们支持的方所，方所这几年来一直支持山一做我们的论坛活动，传达我们的声音，传达女性立场的声音。我想今天我在旁边听戴老师说的时候，我也是备受鼓舞。做了五年女性电影节，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当年我也非常开横向式的说，因为我们在强调电影节是女性电影节，那是不是我可以反证，如果有一天没有了女性电影节，我们不用再去呼喊一个女性电影节的时候，这才能够证明我们的胜利。
回到刚才戴老师说的观点，无论我们是女性还是男性，当我们要证明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拿专业、拿能力、拿作品说话吧。如果你是导演，那么你就拿出一部好的电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吧。谢谢大家。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 导筒directube”，感谢戴锦华老师及公众号“ 导筒directube”授权海螺转载。未经许可，请勿转载。
本期编辑|植韵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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